安筱鹏、吕本富、刘松对话新基建：历史观、全局观、未来观缺一不可

回顾250年的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、基础设施的发展史可以发现：一次产业革命，一代基础设施。著名学者佩蕾斯曾在一本书中，把过去250年的工业革命分成五个阶段。

从1971年英特尔发明微处理器开始，到后来的Wintel，一直到2000年代，基本上这30年是一个信息化记录的时代，大型机也好，小型机也好，包括ERP、数据库、操作系统，基本上是解决应用的信息化。

这之后的20年，跟前面30年不太一样。工业时代的变革迭代可能三五十年一次，到了信息时代基本上缩短到了十年八年。所以过去的20年，我们就经历了两个时代，一个是由智能手机带来的消费互联网时代，沉淀了APP、大数据、云计算这样的技术。这个阶段从十几年前开始，2007年乔布斯发明智能手机可以作为标志。借助智能手机，人们随时随地能够感知技术变革带来的便捷与效率。

到2020年代，实际上从前几年就开始了，则以大数据迸发和人工智能的结合，加上5G、物联网等为标志。再往下看，到2030年代这10年，甚至到2035年，可能是第三波浪潮。在这一波浪潮中，过去四五十年的技术积累，正在产生“核聚变”。在未来，最重要的是数字世界跟物理世界的叠加。这是我们看到的信息技术革命2.0。

所以，在未来的十年，正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安装期，包括大家熟知的5G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，以及区块链，是一整套的基础设施。这些基础设施可能感觉投入有些超前，但可能不到十年，这些基础设施就又不够用了。

原因很简单，在经济比较兴旺或者高速发展的时候，资本是很贵的，资本的回报率逾6%、7%，甚至是百分之十几，而经济略有萧条的时候，资本回报率4%、5%就可以了。所以在经济萧条或者是经济下行的时候，资本是最便宜的，这个时候做基建成本最低，投资最有效。

做基建的另一个原因是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。基础设施建设，不外乎是让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、交易流的流动更快。在大城市、超级城市里做基建，投1块钱，可以诞生1.5个就业机会，要是投在分散的区域，就业机会是小于1的，但是如果道路等基础设施能把碎片化的市场连起来，那么它创造的效益就会更高。

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中国在非洲做基础设施投资是对非洲资源的掠夺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。比如说，非洲的一个部落用了中国的自行车，自行车很便宜，却可以把他的活动范围扩大40公里；如果骑中国的摩托车，活动范围可以扩大到150公里。当地的农产品售价可能会上涨30%，这就是市场化。所以说，中国为非洲带来巨大的机会。但是，有车就得有路，这就需要基础设施建设。所以基础设施的扩大，本质上是市场范围的扩大，它是国际化、市场化的基础。没有市场的基础，企业经营就无所谈起。企业的物流能到哪里，它的市场就能扩展就到哪里。企业扩大服务半径，就在于基础设施的延伸。

所以，从基建经济学说看，基础设施有三个特点。一是投资回报周期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比较合适，现在疫情冲击，经济运行相当于下行状态。二是扩大了流通范围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围绕市场化加深展开的。服务半径的扩大，就是市场化程度在加深。这也是最重要的。三是服务与城市化。包括两类基础设施的深化，一类是物流在我们广阔国土上的深化；还有一类是城市化加深所带来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深化。比如现在能否建议每个社区搞一个智能物流接驳站，这就是基础设施的深化。这两类基础设施的深化都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果。

这就是基建经济学的道理。

100多年前，电灯的发明，开始有电的应用和普及，那时候供给端在工厂，发电装置是那个时代制造业企业的标配，大部分的制造企业都自备电厂，真正的公共电厂的数量非常有限。当时企业家们肯定也在思考，电的供给不稳定、不安全，会直接影响到自身企业的正常运行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就像今天的云计算，很多时候企业家会想：我那么多数据，云计算是不是不太安全？所以不少企业都会有自己的计算中心，就像19世纪80年代企业自备电厂一样。但是由于电的规模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本身的发展，大家在公用电力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上打消顾虑之后，中央电厂+电网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快速发展普及起来。1907年，中央电厂的模式占到当时美国用电量的40%，1920年代是70%，1930年代80%，1940年代90%。20世纪30年代，“中央电厂+电网“的模式成为了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。从电的使用到电力成为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，这个过程用了50年时间。

今天，我们去看云计算或者新的基础设施的时候，大概相当于当年电力发展的早期，很多方面正在加速体系化。所以，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安装期。企业原有的运营底座由于云、5G等新技术而不断被数字化，新技术本身再封装就将是一个更加高效的基础设施。这个更高效的基础设施，把原来所有企业、政府、医疗教育机构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不断地切换和升级。

数字基础设施的路还要走多久？我判断时间不会太长，时代是加速度发展的。只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业态和生态就快了。比如说，企业现在接入云计算服务，如果你的数据清洗、各种算法等全都标准化了，我公司就不需要再开发了，接上你的云计算，就相当于电力使用的即插即用了。

我的基本判断是，电力是物理动力，而大数据是精神或是思维动力，是在比特世界里的思维动力。人工智能也罢，各种数据算法也罢，它一定要成为比较标准化的的模块，企业也就不需要雇人再开发了。毕竟，重组的效率比开发的效率要高。

数字基础设施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现在，像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，想像家用电器这种工业时代的新业态一样去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，从数字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效率比较来看，数字世界形成一个新业态，会比传统的物理世界快4倍。比如，淘宝用13年做到的成交额3万亿元，是原来沃尔玛50多年做到的事。在Netflix线上形成的生态，比迪士尼95年形成的业态大概也快了4倍。换句话说，比特世界比原子世界的效率更高。由于这个4倍数的加速，使得任何一个行业，用数字化重组商业模式的时候，可能以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达到原来的规模。这就是数字化的机遇。

英国电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原为英国国营的电信公用事业，由英国邮政总局管理，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类似国有的机构。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、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，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，全球兴起一场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，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撒切尔执政时，1981年英国电信脱离英国皇家邮政，变成独立的国营事业。此后，它不断地把自己的国有股份出售，1984年向市场出售50%公股，成为民营公司。在90年代基本上把国有股份出售完了。在这场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中，英国做得最彻底，英国电信从政企不分，到“混改”，最后到私有化，但英国电信始终是全英最大电信基础设施的营运者。

过去普遍认为电信网络是天然垄断。但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分层了，电信基础网络天然垄断的部分开始与它的服务部分分层，分层之后，整个电信市场也在不断地向外开放。这背后所反映的就是，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使得电信的管理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什么样的管理体系更高效，需要不断地思考、不断地变革，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，所以，对基础设施的理解及管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。

基础设施运营，什么样的体制比较合适？我比较赞成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杨培芳教授反复提到的社会化企业的理念。他主张由社会支持基础设施建设,发展新社会化企业，实行社会协同治理。社会企业的概念，不同于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概念，社会企业运用商业手段，去实现社会目的。

现在已经证明，如果完全是国有来做，存在效率问题。但是，完全不加以规制也不行，因为关系到民生问题，具有公共性问题。所以，一方面需要引入竞争；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，网络规模越大，服务越好，所以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，怎么在保证公共服务的情况下，又能冲破过去所有制的思路，需要在理论上创新。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，它有社会公共服务的部分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或准公共产品。如果把这部分公共服务完全归为国有制运营，也是不行的。

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《反托拉斯法》拆分AT&T，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&T公司(专营长途电话业务)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(即“贝尔七兄弟”)，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。但事后表明，AT&T被拆分后，老百姓得到的电信服务的成本并没有降低，但是创新性急剧的下降。事实上，不仅仅是国有和非国有的问题，即便在全私有的情况下，现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动用绝对的手段。在法律的框架下，让企业向公共利益倾斜，更多采用一种柔性监管。

技术发展给管理带来的变革，我们再看一个案例：

德国2019年底给企业发5G牌照，过去2G 、3G的牌照都是发给了电信运营商。但5G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物和物的连接，在于切片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物理世界的连接，而不仅仅是人与物的连接。德国政府把3.7-3.8GHz频段的5G牌照发给了工业企业西门子，博世也提交了5G牌照的申请，大众、戴姆勒-奔驰、宝马也有兴趣去申请。可见，由于技术的发展，我们对于什么是运营商这个概念也变了。当然，传统的电信运营商不满意，德国三大运营商猛烈押击5G牌照的开放，因为他们的市场被瓜分了。

有人认为基建就是修路、大建筑、大工程，然而，数字新基建是看不到但又是每天都在用的，比如智能手机、通信网络，所以，数字基建背后是密集的知识的积累，包括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，是有知识门槛的。从知识密集度上讲，新旧基建在知识积累的是有很大差异的。

这体现了新基建的知识模型：知识破解及知识创新。5G的使用更多的是在城市和工厂，那么懂城市和懂工业的人更有垂直化的能力，更能去把它运营好，所以给他牌照他能做出事来，而不是只解决一个普适的基础设施的服务。其实就是运营主体变化了，谁最有利于运营这部分知识，就交给谁。

如果说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是一个关键点，那么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，它是在比特世界创造了一个数字空间，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用一个比喻，传统的不管是制造业、还是传统的IT行业，就像一棵封闭的大树。但是，整个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后，数据成为关键要素，具有孕育新生命的生养性。就像前些年《未来是湿的》这本书说的，未来是湿的，互联网是一个生养型经济，可以不断孕育出新的有生命的东西。因此，正是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性、生养性，其运行主体肯定也是多元的，这样才更有利于新的有生命的东西不断地生长出来。

前面提到基础设施共同的特点，一个是超前投资，往往需要大资本，第二个就是公共性。但是，数字基础设施，其技术往往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专业性，同时也有其社会性，公司与公司之间形成一个生态，在生态中生长出更多新的东西，这比投资一个传统的东西更重要。所以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生养性，所以需要有一个适度的成长环境。我认为，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管也应采用柔性监管。

第一个反思是我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提升。房地产是个持有资金最强的行业，所以带来利润提升，但是在就业上不行，道理也很简单，一业兴，百业不能凋敝，一业兴，百业就有压力。

所以这次新基建，经济学界也有人不建议搞大刺激。这次危机中哪些人受损了？服务业、外贸企业，以及低收入者，是这次疫情最大的受损者，所以，怎么能够精准地把政策惠及到他们，而不一定是降低利息，不一定是财政补贴，不一定是刺激政策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，最后一定是大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，大企业得到好处，就会使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。

第二个反思就是关于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。在金融危机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说要供给侧改革，已经说要调整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，就是想调整过去不健康的经济结构。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，使得银行和房地产构成了两轮驱动。

要把新基建和旧基建分开，不是以大项目而论。如果这次依旧采取过去的旧基建的套路 ，有没有作用呢？短期也许可以拉动很快，但是带来的经济结构不健康可能更甚。如果趁这个时候，我们能在经济下行时，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，这将是新基建巨大的意义。